法律人的使命

 

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

 

陈有西

 

 

 

 

谢谢今天到场的所有同学和各位老师，谢谢各位西安的律师和市民朋友,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“名人”般的待遇。实际上,我只是中国一个稍微有点思考的律师。

 

八百里秦川承载了多少历史

 

一个多小时前，当飞机到达咸阳上空，从很厚的云层下来的时候，看到下面咸阳的万家灯火，八百里秦川，我就非常有感想。

我知道,今天晚上这个讲座,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促成的。崔映西同学,我和他从来不认识，还是昨天从微博上开始聊天，他代表同学们向我发出邀请。我也没有太当那么一回事，就说如果你们学校组织好的话，我愿意为同学们来讲一场。就是这么偶然组织起来的。但是这场讲座果然有点小插曲，也不容易，所以我要感谢贾宇院长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老师们，对这场讲座的支持。

我现在在全国，去过好多大学里讲过，也到过很多的律师协会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连案子都不办了，到处在布道。今天飞机上下来，南开大学法学院打电话来，说西北政法都请到了，为什么南开你就不来？所以接下来，我这样的“布道”会比较多。

 

讲主旋律，也要讲真话

 

我也知道，由于我办的一些案子比较敏感，我最近演讲观点可能比较犀利。也有一些领导会有些担心，所以感谢西北政大学能够打消这样的顾虑。实际上我还是省一级的模范党员律师，所以不需要过于的神经过敏。

刚才刘志强主任，他是西安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刑辩律师，刑委会的一个主任。他刚才总结了我的六大特征，其中讲到一个“坚定的政治方向”，同学们都笑了。当然同学们这个笑，应该是正面的笑。现在坚定的政治方向是非常的重要。大家知道贺卫方教授现在去很多大学讲座，受到一些限制，如果今天是贺教授来了，我估计这个教室要被挤爆了。所以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学术讲座，还是有很多的顾虑的。

那么今天，我选了一个非常主旋律的题目，明天我给我们整个西安市的律师讲，会讲一些有内幕的深刻案例。今天我给同学们讲的是一些比较大众化的。当然这不等于偷工减料。大家知道，我这个课件是完全可以讲一天的。为了到西北政法大学来，接到崔映西同学的任务以后，我就开始认真备课，昨天一直搞到凌晨三点多。今天早上飞机上美美的睡了一觉。

刚才志强律师讲到的：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是很对的。我每次来西安都会有很多的感慨。潼关怀古，逐鹿汉中，有一首元朝的小令说：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，望西都，意踟蹰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，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

辛亥革命一百年了，到了今天，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考。确实我们中国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。改革开放我们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？中国是继续走开放的市场、自由的经济道路，还是倒回去走唱红歌的道路，往计划经济的路上走？现在都是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。六中全会刚开过，明年开十八大。现在意识形态领域，在我们法学领域，确实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。

那么像我这样既是第一线的律师，同时也是一个学者，在大学里兼了好几个学校的教授。给同学们讲课，相信我会讲一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的内容，不会给大家添乱。所以这个问题先说一下，也是有必要的。

我们西安，作为中国的一个中心地带，也是十二朝的古都，有一个非常悠久的，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。有很多的名人，有很多古典的文物。我以前到西安，人家说到了西北来，往往南方人都要掉眼泪。为什么呢？看不到绿色。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。我们那里冬天都是绿的，杭州是山清水秀的地方。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到西安，正好是在冬天，到处一片黄土。我说原来这么繁华一个古都，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？而我这次来，志强律师刚才开车把我从机场接过来直奔这里，穿过市区，觉得整个西安，看到也是非常的美丽了，市容已经不一样了。西安还有非常优秀的文化传统。我们相信这片土地以后会创造出更加惊人的奇迹来。

我今天讲的内容，是借着前面讲的一些怀古之幽思，借着我们这个悠久的文化传统，讲一讲现在的年轻人，现在新一代的法律人，我们有哪些使命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
 

传承历史创新发展，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责任

 

现在有一种说法是：五十年代的人已经没用了。在小的时候饿死，初中的时候跟着文革，到高中的时候开始游行，计划经济年代顽固保守，市场经济年代失业下岗，到后来又继续了那么多的挫折。先天不足，知识贫乏，思想保守，很多五十年代的人，微博上年轻人讲，应该是被淘汰了。

但是事实上呢？一代人是不可能被淘汰的。每个年代，都会出现一些很糟糕的人，也会出现一些社会精英，我们不可能淘汰一个时代的人。所谓“跨掉的一代”，是不存在的。五十年代出生的人，受过很多的磨难，知道国家治理的真正病根，有家国情怀，有历史使命感，在今日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实业、学术、艺术舞台上，已经成了中坚。今天刚公布，广东省的代省长朱小丹，五三年的。中央委员有很多五十年代的。现在我们代与代之间有很多的隔阂，有各种不同的想法。是不是五十年代就真是被淘汰的一代？还有一种说法是：五十年代的人，才是真正掌握今日中国命运的一代。那么到底是掌握命运呢，还是被淘汰呢？那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？我们应该走什么样子的路？所以今天我们结合律师业的走向，讲一下青年一代法律人，我们应该思考的路，我们应该选择的路。

 

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

 

我曾经做过警察，在省公安厅待过两年，后来调到省委做秘书，是中央候补委员、省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的秘书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当时我在公安厅，肯定是个很优秀的干部，否则也不会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去。跟领导在省委待了三年，我的领导兼高级法院院长，叫我到高级法院当院长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。所以，以在座的各位看来，大学毕业，我是第三年就当县里的副局长，第四年就调省公安厅，第五年就调省委。如果你们碰上这样的时代，应该是非常的高兴。像你们这样，大三就要到处找单位，到哪里去工作？开始到处去投档案。我们那时候是国家包分配的，从来不需要考虑我需要到哪去工作。党叫我到哪去我就到哪去。我们那时候大学生很稀缺，我是恢复高考第一届77级的。所以我们的分配，120个同学当中直接进省委大院和省级机关的有51个。大多数，我们所有同学中，除了个别进中学当教师的，90%以上进了机关。因为时值“粉碎四人帮”，机关“清理三种人”，清理造反派、帮派分子、打砸抢分子，干部队伍清空了，机关需要大量新鲜血液。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结束之后，本科的第一届正牌大学生，是稀缺资源，比现在的博士生还要吃香。那么你们是没有碰到这样的时代，我们是高中毕业十年流浪，大浪淘沙，才考进大学的。录取率按我们那时的十多年高中生一起报名，大概是120个取一个。所以很稀罕。

但是你们碰到了比我们更好的时代。虽然自谋职业，但你们的天地比我们那时更广阔了。你们的机遇和选择余地比我们那时更大了。

后来，我从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班进修回去，从高级法院辞职出来，到社科院当法学研究所当了二年所长，再帮助创办浙江财经学院法律系。我是第一任的主持工作副主任，第一届招生进来，120个学生开学式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演讲。跟我的学生讲，你们为什么考法律系？为什么选择学法律？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。学了法律将来干什么？今天也同样，结合我做法官，做警察，做律师，做教授的一些感想，给大家说一说，中国法律人的一些基本要求。

 

中国法律人最纠结的时期

 

依法治国，首先是法律人治国。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。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法律这个职业？一方面，法律是一个有前途的行业。法律人是社会的稀缺资源。美国是270多个人一个律师，我们中国现在是7500人一个律师，整个法律人资源，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。像现在我们法科的学生，将来社会是越来越需要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是假性饱和，法科学生没有人要，法律人才就业难，法学院毕业等于失业。其原因，是中国还是一个权治国家，不是一个法治国家。大家还不是按法律规则办事，而是按权力办事，精通法律规则的人还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。所有法学人才，假性饱和。

大家知道，今日中国的法律界，我们受到很多的挫折，有很多的压抑，像昨天宣判的杨金德的案子。朱明勇律师——一个非常优秀的有担当的刑事律师，上次执行重庆樊奇杭死刑的时候，他大哭了一场——这次河南南阳杨金德二审被判了以后，18年，他话都没有，在法庭上一言不发。昨天开庭的北海案，杨金柱被法官轰出法庭。因为公诉人设套故意激怒杨金柱，有理没理连续反对。杨金柱也是最后忍无可忍发火了，你反对，反对，你反对个P呀！很不文明的语言出来了。法官就有轰出律师的理由了。当时就是检察公安的一个策略，故意把这个律师激怒，然后法院就把杨金柱轰出来了，因为这个案折腾了二十多天。大家都不想再审下去了。公安、检察被曝出了大量的问题，法庭上很狼狈，很压抑，最后要找个律师出口气，恢复一下他们的形象。杨金柱又是个怪侠漏洞多，被选上了。

中国刑辩律师的执业环境现在非常的糟糕，中国整个的法律人现在的环境都不太好。包括法官，警察，包括检察官，心理上有些东西是很不平衡的，各有各的怨言。法院现在虽然是没有声音，不等于他们肚子里没有想法，而是他们不能像律师一样，在微博上可以公开说。警察，检察官他们也是觉得非常的压抑，这次你们修改刑诉法，还要我警察在法庭上作证，把我当罪犯一样的在法庭上讯问，当罪犯一样的来质问我。这中国天下是不是变天了？颠倒了？所以，警察心理也是非常的不平衡。检察官也是很不平衡。我好不容易地在反腐败，把贪官抓出来，支持人民反腐败的愿望。现在你们老说我刑讯逼供，说我们几天几夜不让睡。这个检察官心里也不舒服。

 

我们应该做个怎么样的法律人

 

现在在座的绝大多数，你们将来要么做法官，要么做检察官，要么做警察，要么做律师，读书好点的做到法学教授，还有一个是做企业法律顾问。总之就这几方面。大多数会在法律行业里，即所谓的做法律人。

那么法律人，到底前景怎么样？我们法律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基本素质？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。法官和官员是不一样的，律师和法官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；警察与法官是不一样的，律师与检察官也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既都是法律共同体，也都各具有各的特色。但是有一个综合的共性是永远不会变的，那就是匡扶正义，坚持社会的公平正义，坚持法律至上。如果每一个法律人有这样一个共同点，误会能够相互之间消除。那么不管做警察，法官，不管检察官与律师对抗得多么激烈，只要是为了逼近真相，为了揭示社会的公平正义，到了最后休庭以后，手都是能握在一起的。都是有个共同的职业理念的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，误解越来越深。正规的，堂堂正正的法律人绝对没有好下场，受到司法的打压；歪门邪道的、搞勾兑的容易得手。

 

社会是个大染缸，法律人要守住底线

 

我们现在整个的法律环境非常的糟糕。非常糟糕的一个原因是：社会是一个大染缸，整个的社会环境显得不好，政治的能力、道德，堕落得非常严重。还有一个因素是，我们很多个年轻人走上社会以后，没有坚持学校对你的教育。可能就是在学校时学的，就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做人的学问。我们曾经有一个故事，我的一个助手华政硕士毕业的，给我讲过一个故事，说同学毕业后没半年，当律师的和当法官的、当检察官的，就说不到一块了，没有共同语言了。还有一个大学生告诉我，等毕业的时候，同学中有一个被法院招考录取了，然后就听到他讲：啊呀，糟糕，以后要是人家给我送钱，我是收呢，还是不收呢？他还没有走向社会，就已经对社会很了解了。这潜规则很厉害。如果庭长收了，我不收怎么办？庭长就不提拔我了。如果收了，那我就要违背原则，我就有可能被抓进去，那冒的风险太大。同一房间里的同学，就在一起讨论这些事情。就是社会这个染缸，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大学，大学已经再也不是象牙塔了。所以，无论什么职业，人的公平正义之心，是永远不能改变的。否则就会迷失方向。

 

多了解社会，认识社会

 

那么中国现在的法治环境，到底怎么样？你们在学校里面，你们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猜测。好在现在是网络时代，你们不完全是封闭的。像我们每天在博客上写的文章，你们都可以去看，我们博客、微博上的一些对话，你们也都知道。像今天我是接受搜狐网的邀请，上午十点钟到十一点半做一个搜狐的“微博访谈”，讲民营企业家的法律风险。好多人都在对话，我回答了七八十个问题。江平教授有一句话讲，现在是一个法治大倒退的时期。另外一种官方的舆论认为，现在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完全建立的时期。我们吴邦国委员长讲的，他认为这是法治最好的时期。法制体系确实已经建立了，我们有三百多部的法律，加上行政法规、地方法规将近两万多个。这样的一个时期，官方评价是最好的一个时期。那么，我们法学界不单单是江平教授在讲，贺卫方在讲，我也在讲，稍微有点良知的法律人都认为，现在是法治大倒退最严峻的时期。

那么这就有一个悲观主义、还是乐观主义看问题的态度问题，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。你从正面的角度去看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，从毛泽东主持的时期，毛泽东公开地说：我是和尚打伞，无法（发）无天。宪法有什么用呢，我们用文件治国就够了。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国家法律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到邓小平同志，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再到江泽民，再到现在胡锦涛总书记，我们这三十年，确实是一个新中国法治大踏步前进的时期。

 

中国的近代法治进程，到1949年中断了

 

我们1949年废除了国民政府的《六法全书》，法律一片空白，把所有的法律人都打成反动派，反动旧法人员，连续被抓。不只是国民党的法官、警察、检察官被抓，律师也是反动旧法人员，教授也是反动旧知识分子。一片空白。但是到了三十年以后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这以后三十年，我们制订了这么多的法律。有了公检法的健全，进行了这么多年的法学教育，培养了这么多的法学人才。从这个角度讲，中国确实是法治最好的时期。这是一个乐观心态去看问题。

从另一个角度看呢，我们又是一个法治中国最纠结的时期。司法不独立，法官跟做孙子似的；公权力很强势，政府完全可以指挥法院。很多的冤假错案不断的发生——赵作海、佘祥林、聂树斌、杜培武，对不对？像最近的南阳案，南阳案今天他们在开新闻发布会，说他们是拍了板的决定，没有刑讯逼供！人都躺在法庭上了，他们睁着眼睛还想赖。这些冤假错案不断的发生，李庄案，律师被抓；北海四个律师被抓。整个法律思想体系，整个的法学教授，堂堂正正，课堂上都不让他讲课。那么从这个角度，中国法治确实是一个最严竣、最糟糕的时期。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了，更不要谈说话的自由了。

 

学会换位思考多角度看问题

 

这就是我们要从哪个角度看问题。可以很悲观地看中国的法治现状，也可以以很乐观的态度，来看中国的法治现状。

现在一些“五毛党”为了讲中国法治进步，他就讲中国历史纵向的比较。我们悲观的，就从现状来看观察，就跟西方先进的法治国家来比、与人权发达的国家来比。我们觉得中国样样都很被动，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角度的问题。

那么像我这样的，采取什么样的角度呢？我既干过体制内的，在国家机器内干了十多年，而且还是核心部门。省委管政法的书记下面就是秘书，虽然我没有实权，但我作为一个秘书，厅长汇报工作先要通过我才能见到书记。我了解到体制内的一些想法。而且一些内部要报我是每天都能看到的。我知道体制内的很多情况，所以我能从体制内的位置思考这个社会，也就是我们正面的一块，官方思维的一块。另一方面，我考上大学之前，出身底层农民，现在作为律师，看到那么多老百姓的疾苦，我亲自在办那么多的案子，我知道冤假错案是怎么来的，我知道这个案子到底冤不冤。比如我为一个县长辩护，检察长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同学聚会我们一起吃饭，我说这个案子是冤的，他说这个案子不可能是冤的。两个人吃饭到最后就不欢而散。搞得我们现在找老同学吃饭，就只是吃饭，案子就不再谈了。你无法说服我，我也无法说服你。你认为这个案子不冤，我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绝对是冤的。这就连共同语言都没了，是一个彼此的立场问题。

 

司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亲为

 

还有就是一个亲历。司法亲历才能知道真相。作为检察长，他一般就光听反映和汇报。下面的人不会把一些肮脏的东西也向他如实汇报。没有说刑讯逼供打他的，没有说这个证据做的不扎实，他会从好的方面汇报。有些信息是失真的。所以说这个检察长是很容易被骗、被蒙的。所以司法亲为，必须自己亲自办案，每一个证据自己质证过，所有的事实都调查过，才能真正心中有数。现在审的不判，判的不审，领导听听汇报就在那里拍板定案，不出冤案才怪。被告像杨金德一样的，朱明勇在看守所内会见，都是躺在地上那样被提审，你才会知道，原来刑讯逼供是真的。原来假的口供都是这样做出来的。这里就有一个司法亲历亲为的问题。但我们现在是大量地在违反。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。

 

以积极的心态期待国家法治的进步

 

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客观理性的法律人，应该怎样看？我们既要看到问题，又要不迷失方向，也要看到我们国家的希望，和我们国家的未来。所以我们很多人，包括上海的斯伟江律师，跟我安帽子说：陈有西是个保皇党。拼了命的在为体制说话，为体制在辩护。而且我们的博客PK的很凶，但就像某个大律师说的始终有一种爱国爱政府的情怀，爱党的情怀。我说我对这个深有感慨。我这里可以这样说。为什么中国的确是在进步？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到了现在这个程度，我们全球经济总量走到了第二位，外汇储备也到了美国佬的家里去乱花，买了他们那么多坏债，我们的“两房债券”损失了那么多美元。虽然我们的败家子在外乱花，乱花也是咱发达有钱了，对不对？富二代乱花钱，也是有个有钱的爸。没有钱他哪来的乱花，说明他兜里有钱。没听人说笑话，说咱农民大伯到香港买SKT化妆品，要一斤一斤的买。人家法国人喝红酒都是一小杯可以喝一小时，我们拿来一口一口整瓶的往里倒。老外，一个故事说，法国的酒吧BOS说，我这个酒不卖给你们了，我看见你们这样喝我心疼。我这15年的大拉菲，你们就这么喝。说明我们中国人有钱，我们这钱怎么来的？一方面感谢中国人民的勤劳，我们积累创造了财富，另一方面最起码这六十年没打仗，我们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。中国只要半个世纪不打仗，肯定可以富起来。我们都是逐渐探索走过的，我们的人民都是很勤劳的。其实我们国家国民并没有那么富，贫困的还很多，但是经济实力确实起来了，这种进步和成就还是要看到。乐观主义的、对体制好的一些评价，也要实事求是。不能一概抹杀。

 

从工程师治国到法律人治国

 

另外一个，从政治的大局上来看，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，他也是77级的大学生。他有一场讲座，我是去听的。人家说讲学，讲学，陈有西不谦虚了。我说这没有不谦虚，我确实在讲学嘛，这不等于不谦虚，别人讲学我也去听啊，我也是经常做学生。朱教授作讲座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坐在下面听，一听还很有收获。两个小时讲座，我就记住了三句话。他说，共产党治天下六十年，三个阶段。我把他的观点转述一下，加上我自己的演绎，你们看有没有道理。

第一阶段，军事官僚治国。中国古汉语中，“官僚”这个词是中性的，包括“官员”和“幕僚”，没有贬义的意思。后来批判“官僚主义”，高高在上，不了解下情，意气用事主观臆断，因此慢慢成了贬义的了。共产党建国初，外交部长、交通部长、文化部长、我们的机械部长，所有的书记、省长，全都是军队里过来的。都是打下一个城市，就派个师长军长去当市长。象上海，陈毅指挥打下来了，就留下来管上海。象叶飞解放福建，你就在福建吧。都是这样，我们的军事家打天下坐天下。政治家都是军事家，军事官僚治国。

第二阶段，科技官僚治国。科技官僚都是谁呢？都是哈军工、交大的、清华的。我们温家宝总理是地质大学的，胡锦涛总书记是清华的，朱镕基总理也是清华的，我们江泽民总书记是交大的。我研究十六大政治局委员的组成，唯一的一个文科生是谁呢？一位副总理，什么文凭呢？山东电大中文系大专，就这一个文科生。那么这就是第二代的科技官僚治国。当代中国是政治学、社会科学很不发达的。这些基本都是工程师治国。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，造机器的方法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？一个问题解决不了，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。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、软着陆不断。经济建设一下大干快上，一下治理整顿；一下刺激房产低税补贴，没过半年又打压房产抽回资金池塘干裂；一下投放刺激，一下紧缩搞死。三十年下来，一直只能“摸石头过河”，瞎子摸象，到现在还在摸。没有一个成熟的事先设计和清晰的思路。没有理出一套科学理性的稳妥的治理方案。

朱教授展望未来中国，是由谁治国呢？他说，第三代，就是法政官僚治国。法政官僚治国就是现在，正在开始。这样说，法律人是不是太不谦虚？没有什么好谦虚的。因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必然规律。美国四十多任总统一半是律师出身，起草美国二百年一直管用的宪法的50多人，《联邦党人文集》中，三分之二是律师。台湾历任领导人和现在的一些活跃的“国代”，大多数是法学博士和律师。欧洲、东南亚、中东，大多数国家的以议会政治方式上台的政治家，多是法学背景的人。

从中共十七大开始，我们政治局里面出现了很多法学科班出身的人，像我们现在李克强副总理，是北大法律系 77级的。像王沪宁，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政治学教授、博士，在从政之前出过很多政治学的著作。像周强，湖南省长省委书记。还有我们现在副主席习近平，虽然他是清华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博士，但授的衔也是法学博士。这是我们十七大的政治结构。十八大以后，五十年代以后出生的那些人从政，大批的是有社会科学背景的、甚至是法政背景的官员。我们不一定知道哪个政治家上去治国，但是自然规律，我们这个十八大以后，不管谁来当总书记，谁来当总理，谁进政治局常委，都不去管他。但是有一点，肯定是会有大量的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，法治意识背景的人上去，占据我们国家的重要岗位。因此中国依法治国的趋势不可逆转。

 

法律行业是一个朝阳行业

 

还有一个背景我是要说的，中国现在是十四亿——十三亿人口如果真实统计一下，实际十四亿都不止——我们现在算是十四亿人口，按照20万律师，7500人，才摊到一个律师。美国是270个人一个律师。我们如果按照千分之一来配律师的话，我们要140万律师。邓小平八十年代有个讲话，说中国大概30万律师够了。按现在的趋势，30万肯定不够，千分之一配律师， 140万，按现在每年增加2万的速度，要60年。我们中国目前是法院队伍人数加起来是三四十万人。法官，正式有法衔的法官有20多万人。我们中国现在是24万法官，20万律师。法官比律师还多，全世界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很多法官出来做律师，而不是律师去考法官。应该是一种宝塔结构，律师是基础，人数大大超过法官，然后在律师中挑选精英去做法官。那么等到以后，我们真正的依法治国了，法官队伍还要增加。警察，检察官，也要增加。

所以将来的中国，法学这个行业，肯定是个朝阳行业。不管现在法治大倒退也好，大前进也好，我们这一代人、你们这一代人，是不会被淘汰的。这也是我这次接受崔映西同学的邀请，来给你们这些在校的学生讲课的原因。要树立大家的信心。因为现在大学生的就业，法学院的学生，毕业等于失业，找不到工作。实际上以后不会的。我们十八大以后，国家肯定会走向依法治国，走向依宪治国。

 

高层是支持中国司法进步的

 

而且现在，中央的一些领导，非常关注法制建设这一块。包括李庄案子第二季我们能够胜，重庆能够撤诉；还有北海案子，一个案子能够开二十多天庭，非法证据排除搞了六天半，不纯粹是我们律师努力的结果。这里有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，包括广西高院、最高法院的一些支持。不要单单看到我们体制内，有很多很落后很保守的势力，在阻挠法治进步，不是的。我们体制内，很多人都是明白的。我们大量的优秀的法律系毕业生，已经在体制里面，他们无非不说话而已。他们都明白，有他们说话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。

我们要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法治环境。趋势，发展的趋势我们要看得到。比如中央现在对我们律师业，包括周永康同志，大家都认为他思想上是相对保守的。而实际上他对律师业的支持，对律师工作发布的文件，司法部发布的文件，就是在他主持中央政法委的时候出来的。还有两个《刑事证据规则》，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，最高法院呼喊了三四年出不来，这次抓住赵作海冤案曝光的机会，最高法院向中央政法委汇报，中央政法委支持这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。所以北海这次，非法证据排除就搞了六天半，两个证据规则就起作用了。这两个规则就是在中央政法委的主持下出台的。中政委决定后，最高法院立刻在报上公布了，但是规则的原文，一个多月全国见不到。大家很纳闷。其实是公安部等机关对有些条文有意见，有保留，还要求修改，一直压着不给公布。所以它的原件是在消息发布后二个来月才公布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公安部、最高检察院有意见不签文件。最高法院拿到中政委的这两个文件，立刻就给公布掉了。所以从这方面，我们也是可以看出，中政委也是在支持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进步、支持依法办事、支持对刑讯逼供的制约的。

还有一个迹象，报纸报道了，可能大家是不太关注的。中央政法委最近作出了一个决定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，改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，里面的委员发生了变化，最高法院院长、最高检察院检察长，不再是委员了。机构还算，但是两长不当这个委员了。把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拿出去了，没有放在这里面，委员全部是政府系列的。那么中政委做出这样一个变革，意味着什么呢？当你真正的关注中国的政治框架，司法框架时，就会非常的敏感。为什么？这是司法独立的一种微小迹象。就是法院、检察院再也不会由公安部来领导了。不能归类到这个委员会里面来。你就是政府系列的社会管理，法院、检察院他要超脱出去，要独立的对政府进行司法审查。如果这个模式推而广之到政法委，也只是设计成政府系列的一个委员会。把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都给拿出去。那就不会是检法两长当委员，而公安系统的当书记。因为我们全国现在是公安局长是政法委书记，法院院长、检察长是政法委委员，都是这样的框架。如果把两院独立出去了，这个“两院”就不会经常被制肘了，就控制不了了。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迹象。所以我们的国家，正在一步一步在慢慢地变革当中。虽然我们的环境，维稳啊，安元鼎事件啊，上访的人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啊，把徐武关到精神病院，不让他逃出来呀。这些也有很多，但也有我们进步的一面。

 

全社会从来没有这样关注律师

 

还有一个大环境，我们刚刚说了官方的，我们现在来讲讲大环境。中国，新中国62年，从来没有全社会这样关注律师过。从李庄案开始，再到现在的北海案，大家有一个迹象可以看到，北海案有一个募捐，杨金柱他们到了第三天就已经三十多万。我打电话给杨金柱、陈光武说，不能再捐了。你捐了以后，这钱并不能成立基金会。你成立基金会是非法的，人家不会批给你的。那么你这个钱到北海案子结束用不光怎么办？捐给别人违背捐款者的意志，你自己律师分掉，肯定是不行的。那你这个钱该怎么处理？我说你这三天就够了。所以他们俩就决定刹车了，刹车以后又后续进来三四天，总共75万。这实际上是一个礼拜就进来75万。这都是谁的钱？有的最少的是50块钱，最多的两万块钱，大量的是一百两百的。可见很多的都不是律师捐款，就是一个全体老百姓支持北海这样一个会战。为一个同他们无关的刑事案子。这就是对民心的一次检阅。

从李庄案子，第一季的时候，我为李庄辩护，我的《陈有西学术网》一天50多万点击率。中国律师行业从来没有这样被全社会关注过。今天在座的有新闻界的朋友，有学术界的朋友，当时的记者天天围着我，当时我安排了一个助手李道演跟着我，就是一个新闻秘书，接待全国的新闻记者，三四十家媒体围着我。二季的时候，那么多的教授，江平教授、张思之先生、贺卫方、何兵，国内这些一流的顶尖的专家都能够支持我们。说明这个新闻界、法学界、社会的经济界、企业界、还有社会上的一些老百姓，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支持过我们的律师，关注过我们的律师行业。所以概括一下来说，我们整个的大趋势，就是自然规律，从这个更新的角度看，从我们官方的角度看，还有从我们整个律师业受关注的角度看，现在我们的法律人是很值得欣喜，很值得期盼的。

 

律师是民权的代言人

 

我们这个行业，在法律共同体当中，所有的法律人当中，真正代表民权的，站立在公权力对立面的，监督、制约公权力的，是律师行业。我们现在法律群体当中，一个是法官，一个是检察官，一个是警察，还有一个是法学教授，我把这些都归纳为公权力的一面。法学教授应该说是比较中立的，但是法学教授也是拿国家工资的，只有律师不是拿国家工资的。那么现在很多法学教授在做兼职律师维护民权，在他的法学研究上面，也基本上在一个学者良心上来讲，也是站在民权的保护角度。所以我们法律人要分界一下的话，公检法是一边，我们的律师、法学教授是一边。那么现在人民群众越来越认同我们律师所起的作用，中央也越来越重视律师的作用，参政议政的大门在打开，现在中央的一个加强律师工作的决定里面，让律师当人大代表，当政协委员参政议政，加强律师党建，建立党支部，当然他们的意图是加强对律师的控制，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给你律师一个合法的地位。把你作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来看待。

 

司法真相的话语权正在改变

 

在中国十三四亿人口当中，法学人才中挑选了一个20万人的律师队伍，考出资格做律师，这20万人的喉咙声音还很小。因为整个法律圈里面，中国还从来没有我公检法说了还不算的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公权说了还真不算。特别是民间“自媒体”阶段，我们有微博，有博客了，人民日报有时候没人看，反而我们的学术网很有人看。所以“自媒体”开始以后，律师的声音现在能够与公检法势均力敌。这个案子，今天像杨金德的案子被判了，他们开新闻发布会，我们在微博上就开始分析这个案子为什么是错的，刑讯逼供确实是存在的。而且老百姓也开始相信我们律师的话，而不会相信政府的发布会。这个就是对我们整个社会的环境的研究，对我们媒体的变化——网络时代，信息社会给我们一个武器的变化。

 

以对话合作的态度促进国家法治

 

那么现在，我们作为一个律师行业，就是要用一个对话合作的态度，促进我们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建设。作为官方他要看到；律师要客观全面的看问题。律师既不是工具，也不是敌人。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。这是田文昌大律师讲的话。现在因为社会上讲，律师就是骗子，吃了原告吃被告，今天去帮原告打官司，明天被告又请他打官司。只要能够拿到钱，就能表现一下。社会上很多人对律师伦理，他为当事人服务的伦理——完全在依法在执业——是不会理解的。现在我们没有《律师伦理学》这门课，这里面讲起来就比较的深奥了。

 

以扎实具体的工作让人民看到律师的作用

 

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误解，那么现在通过我们律师具体的做案例的努力，一个一个案子做给老百姓看，像北海案子，我们将所有的证据都展示出来，给大家慢慢看，哦，原来我们国家是真的存在刑讯逼供的，原来我们的警察是这么不讲理的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律师都像房立刚一样，会见被搜身安检了六次，直到要他把裤腰带拿掉。原来警察真有这么干的。到了法院审判阶段，警察还是从头到尾监视下来。还有从中挑拨离间的，把律师真辩的律师辞掉，不让他上法庭，换上听话的能够配合的律师。还有逼着证人给法庭作假证，不让上法庭，在视听室三个警察围着让证人读稿子作证，被杨金柱故意上洗手间发现，闹上了法庭。还有把衣服从海底捞出来，说是死者穿的，在海水里浸了两年了，这衣服纽扣还是闪闪发亮的。围绕证据补侦，制造假证据。如果象以前，不是现在这样信息公开的时代，我们律师喊破喉咙，也是没有人相信的。为什么不相信“公检法”，而相信你这个赚钱的为坏人说话的律师呢？律师为被告辩护，你为强奸犯辩护，你就跟强奸犯差不多；你为杀人犯辩护，你就跟杀人犯差不多。中国老百姓历来就是这么看的。

通过我们从李庄案开始的扎扎实实的工作，一步一步的展现给老百姓看，他们才会真正明白。一直到北海案，我们老百姓，包括我们官方高层，都在观察看着的，他们终于明白，我们中国，少了律师这个队伍，还真的是不行。当时的冤假错案那么多，就是因为没有我们律师这么扎实的工作，来同公权力对抗较量，进行程序的监督。一个国家的司法文明，必须有这样一个法庭上的抗辩，必须有一个能与公权力叫板的群体，而不是配合你们来打击犯罪。

 

在中国做律师有没有前途

 

讲了那么多背景上的问题以后，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整个律师行业的一些准入问题。因为很多的同学同时也在网上问我，做律师有没有出息？有没有希望？我现在法学硕士要毕业了，我到底是考公务员好呢还是做律师好？大家不是专门研究这些的，我把全面的这方面的情况，大家不知道的情况，简单扼要的介绍一下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中国大学的法学院，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十年来的发展，现在到08年的一个统计数据，是有364所法学院，包括法律系。整个的在校生，现在法学生这一块，本科生是招生11万，专科生9万，博士硕士2万多，所以每年法科的在校生是22万多人。大概上就是这样一个局面。

我国的司法考试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国最早的司法考试，只是司法局系统内部的考试，那是最早的一批律师。后来发展到全国律师统考，那么这个时候难度是比较大的。当时的本科生通过率是4%左右，就是一百个大学生考出四个。全国的通过率是11%左右。到了后来的通过率，每年是增长的，也就是03年分数线是240分，通过率是10%，10.18%，04年考试是考四张卷，分数线是360分，一些落后地区，相对不发达地区降分是降到335分，后面第二排数字都是降分的地区，像四川、贵州、青海这些相对文化教育还不是很发达的地区，是降分录取的。那么最后一排数字是录取比例，11%，14%，15%，到07年的22%，那么到2002年以后呢，国家司法考试，就是又要把法院检察院给纳进来，改成国家司法考试，好多法院检察院通过率不高，有的人在法院工作了七八年了，司法考试老是通不过，通不过他就连助理审判员也当不了，那就只能当书记员。所以后来法院检察院系统要求的比较强烈，就是考卷的难度有所下降，录取的比例有所提高。那么像现在的，像去年的录取比例，都不敢公布了，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大的。我知道的一个数据，是浙江工业大学有一个司考复习班，那次考试放榜以后，公布的数据，他这个法学院的副院长发个短消息给我：热烈庆贺我们工业大学司考复习班通过率是46%。我回复个消息说：热烈祝贺！一半的人都给考过了。司法现在整体上来看，有那个录取率高，难度下降的趋势。

但从整体上来讲，即使现在的司考，要考到360分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他的知识点很多，特别是多项选择是很难考的。我想在座的同学到了大三，可能就会去考。这也是司法部接受了正规的普通院校法学院的要求，进行的一个改革的措施。因为法学院本科毕业以后拿到毕业证书，拿到学位证书再去司考，他这一年就没法找到工作。法院进不去，检察院进不去，律师所也不会有人要，所以法学院毕业就等于失业。后来，就允许在校的大三学生可以参加考试，毕业以后毕业证书拿到了，学位证书拿到了，司考资格证书也拿到了，那这三个部门他都进的去了——法院、检察院、律师所，他都进得去了。所以这个也是司法部对全日制的学生比较倾斜的一个政策。原来因为《律师法》规定，只有本科毕业才有资格参加国家司法考试。

 

中国律师业的过去

 

以上，我把整个的法治环境，整个的法学教育、律师行业的整个情况给大家说了。下面，我分三个阶段，三大部分，给大家讲一讲律师业的前景和一些发展的历史。

首先讲律师业的过去。

这是第一个大题目。人类律师制度是怎么来的？上海的律师斯伟江写过一篇文章，很幽默，他说，我们律师的鼻祖，是大和尚。何以见得呢？他在《律师与法制》的一篇文章里讲，律师，汉语里的律师这两个字，就是从佛经里来的。佛经里有一个《大涅经》，“如是能知佛法，所作善能解说，是名律师。”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像这样一个人，“如是”就是“象这样的”，能知道佛法，能精通佛教的法理，佛教的原理，佛经的教义。然后“所作善能解说”，他做的事情就是能把佛经解释得头头是道。善能解说，能说会道，能够解释到位。这样的人“是为律师”。“是”，就是“这”，这样的人就叫律师。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最早的佛经里面用上律师两个字，是佛经翻译引进到我们汉语里面来的。那么他的本意，就是一个僧侣，像唐三藏西天取经回来，他能把印度文、梵文翻译成中文，翻译成中国的话，又能讲得头头是道，他就是大和尚，大律师。所以，“律”，佛界那里的律与现在的法律规则，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，律者，规则也，佛戒也。能够解释规则和戒律的人，就是法律之师。律师就是法律之师，可以解释规则。所以中国最早的律师的名称，来源于佛经。

 

人类律师制度的起源

 

人类律师制度最早的萌芽，出现于公元前四五百年，就是古罗马时期。公元前594年雅典共和国的时候有陪审法庭，他当时就确定这样一个职业，诉讼程序要公开进行，双方可以进行辩论，普通的公民辩论，不懂得里面的宗教的法律，他没有办法解释，所以往往从僧侣里面，神父里面，大教领里面，选出专门来解释法律的，宗教法庭，能够解释宗教法律的人。所以他就演变成这样一个群体，职业就产生了。公元前三世纪到了罗马教皇，他以教令的形式，很明确的确立了大教领可以从事以供平民咨询法律事项的职业。就是一个神职人员兼做律师解释法律，因为当时是政教合一，很多的法律就是宗教法律。

资产阶级革命时期，现代概念上的律师，律师制度才真正的产生了。公元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时期，1836年威廉四世颁布法令，任何案件的预审和审判，都有权获得辩护。这个辩护权，老百姓没有能力自己行使，他得委托懂法律的人进行辩护。那么这样就确立了律师制度。律师制度最早的起源应该是一种刑事诉讼，而不是民商事诉讼。

现在美国律师的情况——全国一百多万律师，美国的人口在两亿多，平均每270个美国人有一个律师。美国最近移民进去的比较多。美国的历届总统当中，有一半是律师出身。到克林顿为止，42任总统有21位是律师出身的。宪法的起草人，大家在校的同学如果看过《联邦党人文集》，就是汉密尔顿那些人，开始起草宪法的这些人，他们联邦党人文集，就是起草美国宪法的论战，就是法学家和一些议员互相争论的一些观点的论集，叫《联邦党人文集》。这里面的起草人，55个人里面30个是律师。美国的议员里面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当过律师。像现在奥巴马，两夫妻都是律师。奥巴马的夫人是奥巴马的老师，是做律师的时候，奥巴马的夫人带他做律师助理的。他哈佛法学院毕业以后，就跟着他夫人做助理。后来两个人就找对象结婚了。所以她是奥巴马的老师，两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律师。

目前美国每年都会增加数万名律师，它是每个州各自考的，各州有律师资格，分别拿到，不能全国通用，不像中国。每年有一万五千多名因各种原因离开律师队伍。美国的律师太多了，有些执业不成功没办法，也有淘汰的，出来不做律师了。美国从1870年开始实施，律师需要通过正式的考试才能做律师。从1990年开始，美国的大学开始有正规的律师法学教育。像我们中国，到目前为止，正规的律师学院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律师学院，其他都是培训性质的。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目前也是暂时培训性质的，它还没有面向全日制学生招生。他们现在也在向教委申请，希望从本科开始招律师学硕士，但是现在国家还没有定点给它。所以正式叫律师学院的，现在还只有中国人民大学。美国目前有175个法学院，每年都有律师考试。只有通过三年正规的法学教育，取得学位才能够有资格参加考试。

 

中国律师制度的起源

 

介绍了西方的情况以后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律师是怎么产生的。

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，中国历来有师爷，有讼师。我们在1952年的时候，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个文件，取缔那些挑词架讼的讼师，要严厉打击。因此我们的政权一开始就是鄙视、打击律师的。认为“讼师”都是坏的。词义就是贬义的。我们共产党从一开始，建国以后的52年，我们对律师不是把他建立起来、支持起来，而是把国民政府的法学、法律人，作为反动旧法势力，给予取缔的。然后对那些代理诉讼的人，是作为讼棍、讼师予以打击取缔的。所以我们共产党刚刚开始的60年，62年历史当中，52年开始是取缔律师的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中国历史上对为被告说话的人，从来没有好脸色看，都是挑事教唆的，都是讼棍，都是徐文长。

 

中国历史上文人的地位

 

那么中国的历史上，知识分子干什么呢？知识分子只有做官一条路。你考中秀才，秀才考举人，举人考进士，进士考出来，你大概还有两年可以被派出去做县长、县令、去当个抚台当个巡按。不像现在古装大戏演的，状元钦点了，就可以拿个尚方宝剑，就去巡按去了，没那么简单。一个书呆子刚刚考进，一点当官的从政的经验也没有，直接拿着尚方宝剑，他还不乱杀人啊？对不对？实际上他也有一个进修的阶段。进士出身，放到翰林院培养，放在皇帝身边起草文件，了解国家大事，还要检验能力，放一段时间以后，再外放使用。西安市律协说，今天把我安排住在大雁塔附近，我说这个好，“雁塔题名”，当年考上状元题名，很荣耀的事情。雁塔我一直想去看看，还没有去看过。那么考不上进士的那些人怎么办？依附于官员，当个小吏。正式的官是当不了了，那么干什么？当绍兴师爷了。我们中国的官吏，分官和吏，在中国行政系统里面吃皇粮的是官；吏呢就是帮助着做事的秘书，一些幕僚。以前的知识分子，考不进正规的仕途，举人没考近，进士没考进，那么就进不了仕途了。而他又想做官怎么办？那就帮助做幕僚。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由士到幕僚，幕僚当中就有帮助行政长官做事的，帮助推事处理一些诉讼事务。那这里面，就有一些帮助官方起草法律文书的。大家看过电视剧《狄仁杰》，看过包公戏，看过《大红袍》施公案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知识分子，他像律师一样的身份，但他的角色是站在官方的角度，来帮助行政长官做辅助工作，帮助长官不要将这个案子办错。

 

正史记载的杀律师的故事

 

到春秋战国的时候，《吕氏春秋》有一个故事，对中国这个律师行业的歧视就开始有了。那时候的一个“律师”被杀掉了，还作为反面典型写进了正史。他犯了什么事呢？挑词架讼。

这个人名叫邓析。《左传纪事本末》《吕氏春秋》关于邓析的记载：“与民之有狱者约，大狱一衣，小狱襦袴。民之献衣学讼者，不可胜数，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，是非无度，可与不可日变，所欲胜而胜，所欲罪而罪”“郑国大乱，民口喧哗”，为驷颛所杀。

“与民之有讼者约”，就是同有官司的老百姓相约签订合同。“大狱一衣”，大狱就是大官司，这个人要杀头了，这个人要没收财产了。大狱一衣，就是给他一件衣服，这律师费是很便宜的哦。这是“大狱一衣”。“小狱襦袴”，就是内衣，三角兜的内衣或者一个短裤、裙子，小官司这个就够了。“民之献衣学讼者不可胜数”，老百姓人人觉得打官司有钱赚，那我就跟他去学打官司去。所以跟着做讼师的不可胜数。于是就危害安定团结了，官方就不高兴了，谣言就出来了，怎么说？“以是为非，以非为是。是非无度，可与不可日变。”今天说是对的，明天说是不对的，就是“日变”，每天都在变。“所欲胜而胜，所欲罪而罪。”出入人罪，完全是这个讼师操纵的，就是没有是非的。所以“郑国大乱，民口喧哗。”这不就罪恶滔天了吗？所以为驷颛所杀，就是这个“律师”，实际上是被杀掉的。这是记进正史里面的，也是全程被记进去的。

 

中国政治伦理不许知识分子挑战公权

 

中国政治伦理中一直来有一种官方思维，知识分子要为我所用。天下才俊尽入我囊中。你不帮我来处理老百姓，管天下，你反而帮助老百姓来打我官家的官司，那你肯定是一个讼棍。我要把你杀掉。

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律师，就是现在中国律师的地位渊源。老百姓这么的恨，非议律师，同官方思维的一直引导是有关的。就是骗完了原告吃被告的骗子律师的思想，是有历史渊源的。这都是历史传统。中华法系里面，对律师的歧视，是与传统直接有关的。以讼师面目出现，这是职权主义司法的必然结果，纠问式、盘问式，盘驳认罪，不得辩护，这种法律传统是十分明显的。

 

包公戏充满了封建专制司法的毒素

 

比如包公戏。包公戏大家可以看出来的是什么问题呢？中国公检法的领导，都要学包公，我要做个清官。你们在座的各位也认为对呀，这样做清官多好？扶持弱小，匡扶正义。我原先就是十分崇拜包公的，大学毕业开始当干部的时候，也一直立志，要当个包公一样的清正官员。现在呢？你们从法学院出来以后，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，学包公，在中国就学会了大量的违法乱纪。包公的司法观念放在现在，完全是错误的，为什么是错误的呢？

第一、他是司法行政合一的。中国没有专门的法院院长，开封府的市长就是开封的高级法院的院长，其实按戏里编的，他还不只是高级法院，而是最高法院，因为他是可以直接铡掉的。对不对？他是行政官员、司法官员合一的。

第二，他是刑民合一的，离婚案子,赡养官司，两个孩子没人养了，这赡养官司是民事官司还是刑事官司？当然是民事。民事官司他就拿刑法手段一起审判，最后用刑法的手段把他铡掉了。重婚罪、杀人罪和遗弃罪以及离婚官司、赡养官司，民事刑事是一锅煮的。

这些都还不算问题，因为当时的封建社会，整个的中国政治结构，就是刑民合一、司法行政合一的。不能怪包公。后面这个问题就来了。

第一是刑讯逼供。“招是不招？再若不招，大刑伺候。”你不招，我就打你，还狗头铡抬出来吓你，不用龙头铡虎头铡，直接狗头铡。降低级别，行刑工具铡刀的级别也给你降低了。死也是分等级的。是吧？这是一个公开的威胁、恐吓、刑讯逼供。现在好多警察和反贪局、纪委的人，刑讯逼供那么严重，就是从包公那学的。中国最好的官不是都这么办案的吗？我有什么不对？我学包公啊。清官不是打的吗？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官不是都是打人审案的吗？我为何就不能打？警察当然打。我们的刑讯逼供是有历史渊源的。

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准辩护。陈世美有请律师吗？没有。中国古代没有律师，只有帮助公权的师爷。也没有自我辩护权，自我辩护了，你就是不老实。你这样背信弃义的，有了老婆孩子，喜新厌旧，又想娶公主做驸马的，这么坏的一个人，不准有想法。不准你辩护，你没有说话的权利，只有老老实实认罪。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有的到看守所里去通宵审讯，就是不准你辩解说话的，只准认罪，否则就是态度不好。这个也是从包公审陈世美那学来的。

第三，不准上诉。当庭判决，而且是立即执行。大家在包公戏里面可以看到的，他没有上诉权，也没有司法救济的权利。当场就铡掉了，大快人心。追求实体公正，程序权利是没有的。我们中国多少代，对人民群众的普法，就是这样的。老百姓就是这样被潜移默化，接受了这样的一种残暴专制的司法模式。复仇主义，实体正义，程序是不要的。被告权利是完全可以忽略的。

 

现代法治理念是司法重构的基础

 

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如果你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学院的教育，你将来很可能跟着当这样的警察局长当检察长，你就是一直到死，都会认为包公的这套老方法，是你终生要学习的，是要模仿的。但是你一旦受过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，受过正规法学院的熏陶，学过法理学，学过文艺复兴时期“人的发现”、天赋人权，学过卢梭、黑格尔，学过思想启蒙运动自由宪章，你如果再这样想，你就是法学院不合格的学生。你要去思考一下，包公戏在现在是毒害着我们中国的司法传统呢，还是我们的一个良好的司法传统？我们京衡律师集团，前年律协春节联欢晚会，有一个得一等奖的小品叫做《包公再审陈世美》。我们用现在的法治理念来审陈世美。我们得了一等奖。我们就把包公的所有的荒唐的司法现象，按照现在的法治理念来审视一下，大家看得哄堂大笑。十多分钟的节目，数十次鼓掌。秦香莲不是感谢包公铡了他的老公，而是要求包公把老公判还给他，不是直接杀了，让他孤儿寡母的。陈世美也活过来了，说包公刑讯逼供违法办案。公主也不依不饶，她这辈子守活寡了，找包公算账。要包公做媒找个律师嫁了，解决重婚问题。笑点很多的。从头到尾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在反思一种中国司法制度的劣根性，笑过以后大家会思考。你们以后如果要，我可以将剧本提供给你们法学院，你们演一演。

 

包公戏的观念毒害现代司法

 

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娱乐化的东西。我们河南有一个法院，就是模仿包公审案，法官穿着包公服装，衙役，就是法警穿着衙役的服装，拿着水火棍站在那里当庭开庭啊，学包公的优良传统啊。还美其名曰向群众普法。他普的是封建法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法院正在干的。其实这个法院的院长，是完全被封建法制的余毒给毒害、浸透了，他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他根本就是法学院一个不合格的学生，他可能都没读过法学院。现在很多法院院长，不是从法学院毕业的，越不懂法律，越当大法官。所以这里面，就可以解释，为什么中国的律师会被歧视？跟我们中华法系里面，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，不救济相对人权利，不保护被告的权利，是直接相关的。

 

清末中国律师制度的萌芽

 

所以我们现在是为中国的几千年的文化，为中国的律师制度在受难。我们的受难不是偶然发生的，不是中国共产党法治理念一向很落后，不是的。它和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血液，从小父母爷爷这样教育传承下来的。

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，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，1840年我们国门打开，1901年，光绪27年，张之洞的洋务派里面有一个给皇帝的奏折叫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摺》，司法改革九条意见提出“重众证”。 就是司法改革的九条建议，他里面就提出了个证据制度——公开、公正——就是司法要有个陪审团，要经过公开的审查才能对他进行定罪。这些是由张之洞他们的洋务派提出来的。

然后到1906年沈家本，在座读《法制史》，《法律思想史》的，肯定会研究到沈家本。沈家本是我们浙江人，浙江的湖州人，起草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，最后是因为清王朝灭亡了没有施行。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》，第一次在中国的法律里面规定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，中国最早的律师制度的认可。规定了律师可以写状呈堂，可以上堂辩论，可以盘讯原告和证人，可以代被告进行辩护，可以引申案例进行辩论。被传统礼教者否决不得行。判例法，沈家本的大清刑、民诉讼法里面就有规定，可惜清王朝灭亡了，当时也没有议会通过。当时君主立宪了，皇帝还来不及签字，王朝就灭了。所以沈家本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学者的文本，没有成为国家意志。

到了四年以后1910年，沈家本的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》中规定，可以请二名辩护人；规定了会见权；通信权；阅卷权；验视证据权。全部写进去了。被那些保皇党，传统礼教者说：王权怎么能够被挑战呢？怎么能够争议我的公权力呢？被迫结束，不得施行。所以沈家本起草写的很先进的，明治维新，中国的明治维新，本来可以一步走近很先进的法治思想，和日本差不多的时代。当时就是因为大革命开始，辛亥革命了，所以他的这套思想就根本没有成为官方意志，也没对中国社会产生任何的影响。现在成了一个案头文本，是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，研究法制史的人才会去读的文本。所以说最早提出近代中国律师制度的就是沈家本。

 

民国时期的律师制度

 

到民国元年，孙中山开始——辛亥革命成功了——这时候的临时议会，当时的总统府，大总统、司法部颁布了《律师暂行条例》。到民国十年的时候，1921年修正了一次，开始有了选拔律师委员会章程。那一年的北洋政府《刑事诉讼条例》，第一次规定了律师辩护权。北洋政府我们在近代革命史上一直是批判的，但是真正刑事诉讼条例写进律师制度是北洋政府。然后1928年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时候刑事诉讼法写进了律师的辩护权，规定了律师享有辩护权，讯问被告权，会见被告权，法院可以指定律师的辩护。这是1928年国民政府的时候就开始有的，到1945年国民政府司法部，就公示了辩护人公诉规则，有了完美的诉讼制度，就是公诉律师。像台湾、香港，有很多的律师，检察官都是公职律师。香港的一个律政司，里面就是政府律师，行使公诉职能。那么时间关系，民国时期的一些律师制度我就没办法展开跟大家讲了。

 

新中国律师制度的重建和挫折

 

新中国的律师制度，我们是从根据地时期产生的，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时期，瑞金，江西兴国，“妻子送郎当红军”的那个唱兴国山歌的地方。瑞金根据地施行《裁判条例》，我们共产党当时有留苏回来的，也有很多知识分子，前朝的遗老遗少，投奔了共产党闹革命了。所以他们引进了一些辩护的制度。1932年6月，根据地时期，《裁判条例》“被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”。在我们江西根据地时期就有了。在1936年延安时期，《川陕法庭条例草案》“劳动者有委托辩护权”。1946年，《晋察冀法庭工作指示》“允许被告自己和委托别人辩护”。这个就是我们共产党开始建立政权的雏形，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也承认了律师制度。

但是到了1949年，我们废除了《六法全书》，把国民政府的所有法律废除了，当时我们都叫国民党反动派，当然国民政府当时还是一个合法政府，后来被共产党推翻了，我们就叫它反动政府，政府正规军我们叫他蒋匪军。反动政府的东西当然是不能用的，他的宪法，行政法，民法，刑法，全部废止，《六法全书》全部作废。

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台湾司法延续了沈家本晚清变法、北洋政府、孙中山建国大纲、国民政府、一直到台湾时期，将近一百年，他们的法统没有断裂，他的法统一直到现在还在延续。我们大陆是新中国，把所有的辛亥革命开始的那些先进的法治理念，我们大陆是从新建国就全部都推倒了。

因为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：我是和尚打伞，无法无天。 我们不要宪法，不要法律，天下管得很好。我们学个文件就够了，我们要《人民日报》治国。所以我们前三十年是没有法律的，只有一个《镇压反革命条例》，这是刑法，可以枪毙。喊口号，开大会，暴风骤雨，喜儿哭诉杨白劳，黃世仁没有法庭审判,拉出去就枪毙。革命暴力是不要法律的。

1950年12月，中央政务院发出文件，《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》。取缔旧律师制度，解散律师组织，停止律师活动。培养自己的人民辩护人。而这些新的法学知识分子，好多是苏联理念培养的。强调专政，强调统治意志，斯大林主义集权专制，是不保护具体的民权的。因为民权都集体化了，只有集体利益，没有个体权益。主导意志是配合公权力行使专政职能。不允许叫板公权力。一直到反右前,新中国律师制度在董必武等前清知识人的呼吁主张下,才开始恢复。但没有二年，全国“反右”斗争开始了，全国总共二千来个律师，一大半打成了右派。因为律师爱提意见，又是同公权力对抗，为罪犯说话，打成右派是必然的。好律师，有担当的律师，基本上都完蛋了；不说话的庸碌律师，配合专政的律师，奴性配合的律师，才得以幸免，配合公权力演戏。新中国律师的没有骨气，劣化选择，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但文革时期不但没有律师，连公检法都砸烂了。只有军管组、革命委员会、群众专政。律师制度夭亡了。

 

1980年后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

 

所以我们一直到邓小平，因为他文革时期和彭真、杨尚昆、薄一波这些人，都被斗得半死，贬到山沟里，关在牛棚里。小平同志上台重新执政以后说，我们“还要靠法制，讲法制靠得住些。”大家去看一看《邓小平文选》，小平同志的原话就是这样的——还是要讲法制，还是讲法制靠得住些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他就委托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，大举立法，恢复法制，恢复中国的法院、检察院，当时公检法不是砸烂了吗，恢复起来，然后从法院里分出来一批人到司法部、司法厅。司法厅局里面再设个法律顾问处，法律顾问处演变成国家办的律师事务所，律师事务所通过转制成为了走向社会的合作制的、合伙制的、个体户的律师事务所。中国律师就是这么重新恢复的。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没办法按历史发展全部讲下来，以后有机会我再详细谈。

 

中国律师的定位

 

我们现在中国律师，律师法的定位，“本法所称律师，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，接受委托或者指定，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。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维护法律正确实施．．．．．．”。大家可以看看《律师法》第二条，我们用中文系的语法知识来分析一下这句话，“本法所称律师”，主语。律师“是”后面是谓语，主谓宾。律师是什么呢？是某某某某几个定语以后“的执业人员”。中心词是律师是执业人员。那么牵扯到那些执业人员呢？只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。这个没错，一个人没有执业证书就不是律师。第二，接受委托或者指定这句话就出了问题了。我拿到证，今年就不办案，难道就不是律师了吗？对不对？委托和指定我没有接受啊，我就是拿着证一个案子也不办，我就不是律师了？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。因此，去掉定语，“律师是”“执业人员”，等于没说。是什么样的执业人员？我们没有写出一个答案。

那么真正的律师制度为什么会这样模模糊糊的写呢？因为我们对律师的定位就一直不明确。最早从司法部划出来的下面的拿工资的法律顾问处，我们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，再慢慢的变成社会法律工作者，现在叫中介执业者、自由职业者。然后律师慢慢就是一个谋生赚钱职业，作为一个职业，现在律师定位是什么都不是。律师是执业人员。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中国律师的伦理对中国律师的定位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全国人大的立法思想当中还没有明确的定位。律师是法律工作者没有错。反正我认为律师是一个，法律群体当中的一个维护民权的代表者，是法律公平正义的守护者。到底将来律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有待于同学们你们将来去读研究生读博士，你们当教授时，你们来研究，期望写出一个准确地律师定位概念。这个就可以写出一篇博士论文——律师是什么？

 

律师业需要思想启蒙

 

小结一下我讲的律师的过去。第一，中国历史上没有律师制度。封建专制主义、职权主义的思想产生不了现代的律师制度。第二，歧视、鄙视律师是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之一。第三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制度是舶来品。西方观念的不利影响，走不出国门的政治因素的影响，就是说律师是西方传来的。我们官方是本能的警惕它。第四，中国律师业目前的所有困境，都有历史上的影子。这个困境会长期的存在，不单单官方，还有民间有很多模糊地认识，包括我们律师业的内部，也有很多模糊地认识。很多律师就是认为，我就是一个谋生方式，我赚点钱养家糊口。有一个同我谈判一个矿山并购的对方律师，对我说：你太认真了，你是为人民服务，我是为人民币服务。律师没有国家工资追求。公平利益无可厚非，但是这样当着他的当事人的面直接说出来，还是把我雷倒了。正义，守护正义，这个本质的属性，有些律师给全部去掉了。思想启蒙、文化启蒙，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律师的生存环境。就必须从思想启蒙，文化启蒙开始的。从律师伦理开始。从国家的司法结构、整个律师队伍的定位开始。政治发展史表明，发展律师制度是人类司法文明的必然途径。没有律师的司法，肯定是专制独裁的司法，肯定是冤假错案遍地的司法。所以中国律师业的前景是光明的，中国律师业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我讲的律师的过去。

 

中国律师业布局不平衡

 

第二个大问题，讲律师业的现在。中国目前，到去年年底，司法部的、全国律协的最新的统计数字，20.4万律师。十三亿人口，实际上现在估计有十四亿人口，7000余人摊到一个律师。沿海发达地区，像我们浙江现在还不错，我们浙江现在大概是四千个人摊到一个律师。青海、四川、贵州他们可能是一万多人一个律师。

全国一共有两万多个律师事务所，这两年律师事务所发展得很快，律师队伍里面，因为门槛降低的原因，每年司考通过的以前是两万多人，现在都有四五万人。所以按照这两年的发展速度，我们律师业会迎来一个大扩张的时期。上个礼拜，我为浙江律协的律师上岗培训，讲了一次刑法，全部是去年考出来的。现在我们浙江每年都在增加1200-1500个律师，所以这个发展速度非常快。

律师的分布现在不平衡，沿海发达地区，律师大量地集中流入，特别是北京。光一个北京市，现在是集中了两万一千多个律师，二十万律师，十分之一在北京。上海现在是一万一千个律师，我们浙江，我统计的数据是九千二，加上现在新上岗的，现在浙江是一万多律师。深圳六千多律师。所以这几个发达地区，还有山东，环渤海经济圏，律师也比较集中。我不知道我们整个陕西是多少，西安市我知道是一千多个律师，当然还有省直律师。相对少于我们杭州律师协会，我们是两千七百多个律师，加上省直律师一千多个，光集中在杭州就三千五百多个律师。浙江省一万多个律师，三千多个在省城。

所以第一个特点，现在律师业发展不平衡，沿海发达地区比较多，大中城市比较多，很多偏僻不发达地区，律师严重的短缺。法官都没人当。如果你们将来要去支援边区的话，西北地区的话，应该是做个庭长、院长，干个三年就可以当上了。很多地方招不到有国家司法资格的法官。连续四五年了，有的县一个司考也通不过，考不过去。你们如果愿意有这个志向，过去到那边当庭长院长，埋头苦干三五年就能当上。

中国目前律师业布局基本上完成，律师基本上能够适应法治事业的发展。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恢复律师制度，中国就从全国一千八百多个律师，发展到现在二十多万，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。

 

青年法律人为什么就业难

 

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律师业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。因为律师，国家财政不给一分钱，律师只能靠自己的劳动赚钱谋生，而且律师的税负比较高。一百万律师费，国家光税就要拿走十五万，15%，有的重的地方拿走17%。这是没有办法避的。那么还有房租费成本，还有会计出纳行政人员的工资，还有带的助理的工资，这些全部没有国家拨款资助的。还有一个社保，我每年交给社保的钱每人就有五千多。西方国家的养老贫病，在税收里国家就已经收走了，国家要养百姓，我们不是。税是拿出养国家机器和公共开支了，自己的养老医疗还要转嫁给自己和企业承担。交税不是为了自已，所以中国人纳税没有积极性，也没有自觉性。因为税等于白贡献了。每个律师和助理、行政人员五千多的社保的钱，还有办公位置的租赁成本的费用，还要发工资。所以律师所招一个人，如果这个律师三年内都不可能给所里赚钱，这三年就是给他贴进去的。那么一般来说，至少每年要贴进去两到三万块钱。为什么说你们就业难，律师事务所进不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。因为一招你们，就是合伙人出钱培养你们，国家不但不给一分钱，还要收很重的税。所有法律人里面，都是吃皇粮的，只有律师是反过来给国家交税的。法官、检察官、警察，全部是吃皇粮的，国家财政给钱，包括内部廉价房可以分，工资可以发，奖金可以拿，福利也可以拿。法学教授呢，至少工资可以拿，科研经费可以拿。只有律师，国家不给一分钱。

这就是为什么律师事务所，不愿招青年律师，对青年就业会这么卡的原因。只有特别优秀的才会招，或者亲戚关系的自己人才会招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国家把这块负担，全部扔给律师事务所。根本没有人来关心律师所的发展和生存。他们只会治理、整顿、通报律所，没有人关心你的生存发展。政府甚至认为，你律师都是发大财的，税一定要狠狠地收，根本不会有经济困境，根本不用考虑成本核算。其实，律师事务所可以说是没钱的，很多所根本没有利润积累。谁的钱在维持经营呢？就是合伙人的钱。就是大家资深律师赚来的钱，来养活我们的员工，来培养我们的助理。

现在呢，有些年轻律师心比较活，干了三年五年以后拿到证了，有了经验了，有了客户了，我要跳槽了，我要自己办个所了。那个师傅不是白培养了吗？你不会在别的所，帮你培养个三年五年？我再来用？等你翅膀硬了，你就出去了，你自己赚钱去了，我等于培养了一个没用的。所以这样，很多的律师事务所就会不愿意招初级的年轻助理。青年学生，寒窗苦读，父母好不容易培养你大学毕业，研究生毕业，你自己又努力考出了一个律师资格，你拿个资格证没地方去，还要千方百计的托人。曾经有个很优秀的人才，很有身份的朋友托我带助理，没有同意，为什么呢？资格没有考出来。我说这个实在没办法，一签合同，社保局就通过税务局，要从我所的账上每月扣钱，交社保。像以前一样，光是只付几千元工资，倒是没关系，这个不是个大问题。但是现在有了《劳动合同法》、有了《社保条例》的强制规定，交“五金”，我一签招聘合同，就全部被套住了，劳动法律就管住我了，社保基金要找我，纳税要找我。我就是责任，全赔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招进来如果不能让他成功，过上好日子，我们合伙人压力更大。有时就干脆不招，这样就没有责任了。所以律所都抢五年十年的资深律师，有的就挖已经成功的律师，用现成能赚钱的。

我管着一个律师集团五个所、两百多个律师，我要给你们讲这个内幕，让你们理解，在律师招聘当中，合伙人们是怎么想的，让你们知道这个情况，知道真相。很多年轻律师，青年大学生，就业到处碰壁，到律所后冤气冲天，说师傅剥削他，工资这么低，律所没有人性，自己辛辛苦苦都被剥削了。其实很多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。包括一些法院、检察院的人，对律师偏见也很深。认为都是富翁，钱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不义之财大把赚，不宰白不宰。他们是不知道律师所经营的难处的。

律师行业由于这样自生自灭，自我生存，所以内部的竞争是很激烈的。律师之间的相互拆台，互相说坏话，贬损别人把业务抢过来。你收五万一年的顾问费，我两万五。你两万五，我就七千元。恶性竞争。这种现象在律师行业是普遍存在的。所以律师行业如何规范，还有很多事情要研究。

 

当前律师业处于分化和升华时期

 

还有第三个特征，是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持续恶化。这个我前面已经说过了，就不多说消极的话了。

第四个现象是中国律师业里出现了很多的分化和淘汰。每年有很多律师分化出去，做不成。就像上海，我刚从上海飞过来，我们京衡上海所现在有55个律师，创办还只有一年半。杭州总部有70多个律师。像在上海、杭州这样的高消费城市里，他如果一年做不到二十万元的业务收入，在大城市是没法生存的。这二十万，他除了成本、税收扣了以后，他自己可以拿到60-70%，就这样全部支付给他，律师事务所一分利润也不留，那他一年还有十三四万，在上海这样的地方，你只能吃过、用过，房租付过。买不起车，也买不起房。买车买房根本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现在招助理，还要看看他家里条件怎么样。因为这两三年如果只给他两三千块钱工资，根本不够他生存。他家里条件比较好的话呢，他不成功，家里支持，他也能好好地做，一直到成功。如果他自己就是靠这点钱来过日子，他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，我这主任也会是愁眉苦脸的。我要么不招，招进来就得对他负责。人都是有感情的，进来成了同事，不想他过不好。我们要把他帮起来。如果他不成功的话，大家压力都会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现在面试，我们还“嫌贫爱富”了。爸爸干嘛的？妈妈干嘛的？家里是不是有工厂？家里是不是有商店啊？上海有没有房子？杭州有没有房子啊？那么这样的人，我们就会优先考虑，因为进来后我们没有压力。有很多这样现实的情况。

当然，一些真正有社会责任的所，想长远发展、培养长期人才的所，我们会更看重你的成绩，看你的综合素质。像我有时会看到你的中学，看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，有些年龄段十五六岁的女生，能够考上重点高中，她的家庭教养、自我造就的意识、社会责任感，就会比较强，就比较适合做律师。如果他中学就是一个一流的中学，那他家庭的教养是很好的，他的基础知识是很扎实的。又考进了一个名牌大学，那么这样的人往往培养起来就很快。两三年就成材了，单位都会认可的。

另一方面，律师业里每年都会分化淘汰一些律师，有的是正常的岗位选择，分流出去一些律师。有些就是从大所分流到小所里，小所可能就分流到企业法律顾问部去了；因为有些大企业和银行的法律部，收入比较稳定，相当于企业的员工，竞争就没有那么激烈。也有些就是考进公务员队伍里去了，去了法院检察院政府机关。每年会分流出去好多律师。

 

刑辩律师的风险来自哪里

 

律师业的风险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。律师业的风险从哪里来？我刚才谈到律师的环境越来越恶劣，恶劣来自哪里？有这么几个方面：

第一，          律师的风险来自公权力。

像北海案子，像李庄案子，他就是指出警察的刑讯逼供，你们在制造假案，你们是五天五天的不让睡，你们是把牙齿都给打断了。把樊奇杭的脑袋都打开花了，把舌头都咬断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揭了公权力的丑。所以公安检察对这样的事，人家公检法是一家，政法委协调下来，公检法会把你视为敌人。这是来自公权力的风险。所以他会挑拨离间，北海裴金德案，陈光武、朱明勇这两个律师，就鼓动裴金德把自己的这么好的两个律师给辞退了。你不辞退，你这个事情我们就给你判的重一些。你不要相信律师，要相信我们公检法，你的命运在我们手里。很难有被告不投降的。离间不了，就开始抓律师。重庆抓了李庄，北海一下四个全抓了。

第二，    是来自委托人的风险。

委托人出尔反尔的事情比较多。社会上对律师有说很多不好的说法，说律师都是骗子，吃了原告吃被告，挑词架讼，从中渔利。不知道律师业也有种说法，说个别当事人，“当时是人，过后就不是了”。官司打完，费用不付，还光说坏话，没有诚信。有些当事人请了一个律师，只看结果不看律师的辛苦工作，一定要求保证被判无罪，就一定要把他放出去。这样的要求，比较过分的要求，稍不如意会投诉，向司法厅投诉，到律所主任那里投诉。对律师本能就有偏见，一种利用的心态，根本不是尊重。这种现象不在少数。  

第三，          来自被害人的风险。

我们一个律师，帮助一个杀人案子辩护，辩护辩护，被害人一方的家属在下面旁听，在辩论中一个易拉罐的可乐就扔过来了，把这个律师的眼角打开了花，缝了十多针。这是来自于被害人一方的风险。离开法庭的时候，他们会来打律师。像这次北海案子，他们教唆家属来围攻殴打律师团成员。

第四，          还有来自于证人的风险。

像李庄案子，有些时候公权力为了整律师，会动员、威胁证人，影响证人，来检举揭发律师。北海案子三个证人抓进去，要他们说，是律师教我这样讲的。哪怕不是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警察也动员他这么讲。这样就可以抓律师了。于是三个证人和五个被告检举自己的律师，四个律师都搭进去了。这是来自证人的风险。

然后还有来自收费的风险。收费被投诉。来自于同行之间相互竞争，有的律师就是相互贬损，相互拆台，故意制造你同客户的矛盾，以便换掉你，他自己担任代理人，担任顾问。所以律师行业本身里面，也隐藏有很多的风险。

 

刑诉律师面临的现实问题

 

当前刑事辩护当中有很多的问题，我就只能讲一些题目了，详细展开来讲时间是来不及的。现在刑事辩护律师工作中，存在下面这些问题：

一是会见权问题。见不到自己的当事人。警察要监视，要陪同。二是调查取证权。律师不敢调查取证，调查就会有做伪证的嫌疑。三是阅卷权的问题。看不到法庭的案卷。我办的广州中级法院一个涉外案件，一个案子五十多本案卷，检察院到开庭当天才拿出来，不给我看。那律师的辩护就无法仔细的研究案情。调查取证的权被限制，申请鉴定的权被限制，执业被自己的当事人检举，很多这样的问题，导致中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环境非常的恶劣。所以中国的二十万律师，刑事辩护律师越来越少。很多资深大律师、有钱赚的律师都退出刑事法庭。改为做民商事，做项目律师，有些干脆就不做律师。中国的刑辩律师，已经变相的在罢工，我们中国不敢公开罢工。公开我宣布不再办刑事案子了，我退出刑辩，公开这样说的话，律师协会会出问题的，司法局会找你算账的。大量律师是不说，变相罢工，我就是不办刑案，不碰刑辩。只做商事。我们的官方还很高兴，求之不得。全国刑案辩护率30%不到，好多还只是法律工作者在辩而不是正规的律师，我们的司法部一点不焦急，法院一点不焦急。刑辩法庭上律师越少越好，没有杂音，我公检法怎么说就是怎么办。这是中国司法的大环境，中国的人权保护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。你不做正好，正合我官方之意。

所以中国律师的执业环境比较糟糕，这个你们将来，如果到律师事务所工作，不到两个月就感觉到了。

这个是李庄的照片，重庆审判李庄。一个比较典型的迫害律师的莫须有的冤案。

 

中国律师业的未来

 

中国律师业的未来，其实很多人都已经讲过了。中国律师业将来的发展空间会非常的大。我的判断，按照一千个人一个律师，现在是七千分之一吧。按照千分之一推算，我们十四亿人口就需要140万律师。按照现在每年2万律师的增长速度，我们需要60年。按照小平同志讲的，我们需要30万律师就够了，这是80年代他当时的判断。30万律师，包括法官20多万。现在30万律师，估计不要等到三年我们就能够做到。我的判断是30万律师是不够的。

那么律师业务的发展空间在哪里？我这样乐观的估计依据何在？

中国的人权保护，未来十年会大大加强加快，刑事辩护律师的地位也会迅速的提高。这是刑事辩护的业务空间。

民商事业务的空间，市场经济最终会走向法律规则说了算，而不是由政府说了算的时代。规则的运用离不开律师，官员将要向法律靠拢。所以律师做民商事业务的空间也是非常大。

政治空间，中国的律师在十八大以后，我们的选举法，人民代表法，行政法，宪法将会得到逐步的落实。中国律师的整个的政治空间也会扩大。像中央组织部，重视律师党建，想重新纳人体制内，布置了律师的人大代表，律师的政协委员，选择律师到法院当副院长，这种布置开始在进行中，开始在行动着。这种政治空间也是很大的。

 

中国律师应当融入国际舞台

 

中国律师的国际空间，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输出、企业输出、技术输出、人才输出、产品输出的全球经济的时代。我们改革开放前三十年，都是资本引进，技术引进，人才引进的阶段。到现在为止，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，外汇储备到了乱买最富的国家美国的不良债券的程度，开始了资本输出、企业输出的时期。我们的吉利收购了沃尔沃，美国底特律汽车工业中心到中国来招商，中国的海尔、万向集团，到美国和非洲设厂。中国的国际工程承揽、石油开发都已经走出国门。我们在中东有工厂、非洲有工厂，这次卡扎菲垮台了我们损失了几百个亿。在利比亚我们也有开油田，我们也是技术输出、工人输出、资本输出。中国人买飞机一买几百架几十个亿。民间资本也开始买飞机，吉祥航空，就是温州的一个企业家王均瑶买的飞机开的航空公司，叫吉祥航空，原来叫均瑶航空。他五十来岁不幸病逝，现在是由他的弟弟王均金在管。我今天就是坐这飞机过来的。赵本山，像以前奥斯卡这些大亨才能玩私人飞机的，现在我们中国演小品的艺术家也有私人飞机了，是有钱了。那么我们律师业的国际空间是什么呢？我们资本输出，企业输出，产品输出，我们很多的技术输出的时候，我们的律师跟不出去。现在国际上的律师事务所来我们中国大陆来开所的，有有260多家，另外台湾香港澳门进来的还有60多家，一共有320多家。320多家律师事务所进来，那么按照WTO规则里面，有个市场对等开放的原则，市场对等包括服务市场对等，服务市场里面包括了法律服务市场。那么320家律师事务所进来，中国就应该有320家律师事务所到各个国家开所。但是中国目前为止，连10家所也没有，出不去。因为国际法人才没有。主要的原因，是我们的官方害怕中国律师同国外交往。把中国律师管死了。把国际法律服务市场拱手让给了别人。同时把中国国内的涉外市场，也让给了国际律师行。国际所的中国办事处把最好的中国涉外律师人才都招进去，给他很少的年薪，为他们国家到中国投资的企业服务。同中国进行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的竞争。

所以中国律师的国际空间也非常的大。只有律师跟出去才能保护我们的资本，保护我们企业家的安全，保护我们的商品市场。他反倾销、知识产权壁垒、绿色壁垒，农药残留嘛，就是绿色的环保壁垒啊，知识产权壁垒就是337调查啊。反补贴反倾销就是市场的关税壁垒、价格壁垒。那么这些贸易争端，都没有中国的律师去帮助解决。我们的商务部把企业的钱凑起来，到美国去请美国律师进行应诉。因为中国没有有实力的律师到美国本土设所。

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中国的律师没有参加到联合国的立法环境当中去。国际私法领域没有，国际公法领域更没有。我们只有不懂法的外交部一些人在国际舞台上说外行话。因为你国际仲裁很少参加吧，起草联合国、国际组织的仲裁规则、海商规则、贸易规则、国际信用证500号，国际知识产权协定，根本就轮不到你。你没有话语权。

我们的司法部一点也不焦急，他根本没有关注到这个重大的国家权益问题，话语权问题。他只知道把中国的律师管死，通报他，处罚他，而不是扶持他，培植他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。不让他同国际法律界、律师界交往。律师出国参加一些法律大会都要由公安国保审批。怕NGO，怕政治不安定。中国官方对中国律师的侏儒化，是有重大责任的。

所以中国律师参与国际立法的空间根本就没有进去，这个国际空间也是非常大。在未来的十年，中国的司法部将不得不调整方针，克服惧外心理。像我今天这样的国内大学的讲座，我们有些领导都会很担心，实际上我们有点大学教授没有到讲台上讲话的权利。实际上现在我们律师出去，这个国际交流，现在不应该一律的排斥，不要害怕我们说错话。将来中国律师必须走出国门，必须与国际上大量的律师同行进行交流，必须把我们中国律师的声音带上国际舞台。要克服这种惧外的心理，支持中国律师与国际组织的交往，支持中国律师走向国际的舞台。要通过国际法律实务，参与到国际司法领域，贸易规则、仲裁规则的制定，国际条约的制定，从立法的层面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。

因此，从各个方面，都可以看出，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，法律行业将会大发展，是一个法律人高需求的时代。

 

青年律师的道路选择

 

讲了那么多，现在说说青年法律人，青年律师，应当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，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第一、    心态。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我们现在作为法学院的学生，始终要抱有一种很坚定的信念。要对我们的国家抱有信心，对我们的国家的法治进程要有一个乐观的看法。不管我们看到多少的艰难曲折。因为你们有一个最大的资本，是年轻。像我们这一代，五十年代出生的人，我如果还是在体制内，肯定已经要考虑我退休了怎么办？如果我是厅级干部，我都不能提拔了。到中央委员会一级可能还算年轻干部。县处级干部都已经退休了。做律师，我可能还会折腾十年二十年。你们的资本，就是可以干最起码四十年，四十年到五十年。那么处于五十年代的，经历了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，我们经济上已经有突破了。那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，政治上，司法制度上，我们未来三十年，必然会突破，而你们恰恰是碰上了黄金时代。我们现在是在铺路，是艰难曲折当中。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，我们是拼命地在向前踏雪，我们是要冲出一条血路来，为你们来铺路，等你们来种植美丽的桃花，开辟出桃花源，里面还有蓬莱仙岛。有仙家美人，有五谷丰登，有流水潺潺，有莺歌燕舞。这全赖你们后来的突破。所以你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。要面对困难，百折不挠。

第二、    就业方向的选择。我主张现在，像你们，能够往体制内走，能够考公检法进去的，我支持你们。为什么呢？

第一点，中国将来的变化肯定是从体制内开始发生的。中国不可能再进行一次大革命，再自下而上的推翻这个政权，再重新来过。这个代价太大，改朝换代，付出重大代价的，当炮灰的，饿孚遍野的，都是底层百姓。有权的、有钱的，护照一拿早飞走了。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，在混战中浮出水面、从中渔利、最后掌权的，往往都是野心家、权谋家、军阀。忠良刚正之士早战死了。兴，百姓苦、亡、百姓苦。这是真正有历史感的大哲人、大政治家才能悟到的。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改革、改良，在体制内发生作用。那么我们需要大量的优秀的人才，希望有大量现代法治意识的人才，进入到这个体制内。像我们十六大以后，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了二十多个专职委员，好多就是法学家、经济学家。体制里的这些人，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包括《物权法》的起草，《劳动合同法》的出台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，刑事诉讼制度的进步，包括这次我们两个刑事证据规则的出台，都是靠体制内的人在起作用。所以我鼓励大家进体制。

第二点，从律师行业来讲，你如果做了三年五年的法官检察官，再来做律师，跟你直接在律师事务所开始做，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那里面的隐规则，知道里面的潜规则，知道他们的思维模式。还有一个是胆量练出来了，做过法官检察官，那么你的胆量是比较大的。与一直做律师是不一样的。像我如果没有十六年的公安厅、省委、政法委、高级法院的工作经历，现在要我直接做律师，我是不可能短短的十年时间做到现在这样的规模的。我是从一个人加两个助理开始干起，八年时间建成了一个京衡律师集团，五个所，十六个法律部门，两百多位律师和助理。今年的业务收入我们比去年提升60%以上。如果没有体制内经验和知识的积累，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的事业。这个体制内的积累，不是靠关系。我高级法院出来那么多年，很少回去，跟我原来的社会关系完全脱开。但是我的经验，我的阅历，我的胆魄就是在省机关练出来了。所以重庆这样严峻的情势，我也敢冷静分析冲上去，我也敢一个官司打到底——第二季对抗----绝不妥协和退缩。这个跟我体制内的阅历是有关系的。所以法学院毕业进法院，我是鼓励你们的。

但是有一点告诫大家，就是进去别变坏。这个体制里面，现在很多问题，都是大家无法想象的，你进去以后往往是三个月五个月就变了。天天带你去喝酒，天天带你去唱歌，你好多东西没有坚守住，反而变坏了。我们中国是希望有一些新鲜血液，希望你们保持住一种纯洁性，可以到你们当上庭长、院长、公安局局长的时候，还是能够眼睛向下，看到老百姓，不会变质，这个很要紧。

进不去的同学也不要紧，真正从律师行业做起的也不是没前途，从律师行业里面选法官，检察官，公安局长，以后是必然的。中国将来必须要从律师里面选法官，没有律师经验的，不能做法官。肯定要走到这一步的。因为只有做过律师的人，才会真正深切地了解冤假错案形成的原因，知道如何防止冤假错案，才会真正站在被告人角度、维护人权角度来审案子。所以将来的中国，律师行业要从政，这条路也是开通的。当人大代表，当政协委员，当法院院长，当庭长，将来的选择都是很多的。

最高法院五年前考过法官，要求一级律师才能考，考进去做最高法院的审判员，最后据说报名只有一个博士律师，而且这个博士律师业务还不怎么样，只会研究不会做律师的人去考。后来最高法院不得不停止招考。最高法院很惊讶，原来以为我这庙堂里很香啊，衙门很大，威信很高，原来中国律师根本看不起我们。我们要招你来做法官竟然不理我？其实最高法院并不了解律师的真实心态。律师对法官点头哈腰是因为案子在你手里，并不等于对中国的法官有多少心底真正的尊重。中国真正做到成功的一级律师，能够一年收入几百万，到你个法院也不是当庭长，只当个审判员，还要受你管，还不允许以我自己的意志审案判案，我有毛病啊我才会进来。这样，一般成功的律师是不会去考的，主要不是为经济利益，主要是法官没有独立的审判意志。进去就是个大办事员，并不是真正的法官。除非你是考庭长、院长这一级别的，一级律师才会去考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律师真的是有自卑感，其实律师心里面都是很傲的。真正的公安检察法院去招考，不一定能招到好律师的。他当然要有一个社会道义的，我想要有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他才会去考。因为一考进，立刻就只能拿几万工资一年，穷的地方一年工资就三四万块钱。有些律师从待遇上来讲，也不会跑到体制内去。方向选择，我就介绍到这里。

第三、    定位。我们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做律师我送给大家两句话。即“进可以匡扶正义，退可以养家糊口。”律师行业最大的好处就是这样。很多人跟我说，陈律师你原来那么好的位置，做院长的秘书，处级干部八年了，你跑出来不干，你有毛病啊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我说挺好的。至少增加了三个自由，第一，经济的自由。我有点钱了，对不对？我是“做官不要钱，要钱不做官”，真正做到的。十六年政法干部，辞职时家里存款不到2000元。做律师改善了我的经济环境。第二，时间的自由。我这个案子可以接，也可以不接。我在高级法院做法官，这个案子让我办，我必须得办，我没有自主选择的自由。这个材料安排你写，你必须按时交稿。我现在有选择的自由。可以安排自己的时间。第三，思想的自由。像我今天的演讲，我可以放开来说。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放开。如果我是高级法院院长，我就不可能这样子讲话。这就是我说的经济的自由、时间的自由、思想的自由。

还有一个我说，法官公正，司法清明，社会环境良好，我们律师就可以匡扶正义；法官肮脏，司法扭曲，办案不公，环境不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赚点律师费养家糊口。这就是我说的“进可以匡扶正义，退可以养家糊口”。另外一个角度，这也符合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哲学，就是：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。律师这个行业是进可攻，退可守的。

第四，还有一个问题，政治。我们同学们，对政治是热衷一点还是远一点？告诉你们大家，就是政治不能完全冷落，法律人也就是政治人。政治和法律是分不开的，法律是政治的一个部分。不懂法律的人，肯定不是一个政治家，他管不好这个国家。另外一方面，你们又不能太热衷于参与政治。还在当学生，就参加民主选举，就组织学生社团，当然社团像我们这个通讯社还是可以的，学校同意的。私下里去成立什么社团，那你肯定会被盯住的。你搞选举，人家把你盯住了。那么你过于的热衷，是会付出代价的。我这样说，会挨板砖，已经有人说我是保皇党，保守派，我的思路行不通。

我在很多的场合里讲过，中国是一艘慢吞吞的大船，我们都是这条船上的水手，我们只能跟着这只船的速度慢慢地往前走，而不能一个人脱离他的速度拼命往前跑，这样就会一个人冲出船头，掉到大海里淹死。你更不能拿起一块石头把这只船砸出一个洞，我让这只船破掉，破掉以后船上的人都死了，你自己也死了。所以中国这只船我们只能做他上面的水手，用我们的顽强的意志，坚韧不拔的努力，帮他划桨让他走得快些。做一个合作者，而不是作一个对抗者，更不是作为一个破坏者。

我这个观点，很多地方都讲了。我上次到贵州律协讲课，三千三百多位律师，整个一个会展中心。我就讲了这个，司法厅厅长表扬我说：陈律师，我们还担心你讲的太过分。你实际上还帮我们维稳了。你这些观点很好啊，我们个别律师是很激进。我说是的，没有必要把自己激进了，把自己整到里面去。这是政治既不能太遥远了不去关心，但也不要过于激进了。学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读好书，往自己的脑袋里，多装一点知识。然后有你们的未来的三五十年创业和创造的机会。

 

今天这个时间里,一下子讲了很多，我们还有点评嘉宾要发言，还有同学要提问。我就先讲到这里。谢谢大家！（11月4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