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全国政法委书记座谈会会议精神的鼓舞，今晚向大家说说

“认罪”背后的真相

——一篇不应删除且删不掉的博文

“李庄事件”,大家最关注的，甚至也是很多法学家想急于搞清楚的，可能就是二审“认罪”背后的玄机了，即“藏头诗”的由来。其中的秘密也到了该说、非说不可的时候了。出狱后，没有马上讲，主要是一些特别重要的证据还没有到手，若提早暴露，怕打草惊蛇，功亏一篑。现在好了，能搞到的证据都搞到了，没有搞到的，也希望不大了，起码，短时间内无法搞到。

来日，国家机器一旦启动，“李庄事件”中那些应有的、客观存在又无法抹灭的、能够还原事实真相的一切证据，均可轻而易举归案。那时，“李庄事件”、以及引发该事件产生的真正“诉辩交易”的全部内幕，也就彻底大白于天下了。

一、完全中国特色式的“诉辩交易”

外界所称的“诉辩交易”，其实是西方国家的一种刑讼制度，它是指开庭前，控方掌握被告证据来定罪的铁证较少甚至没有，如继续搜集，又很困难，为了指控不被法庭驳回，控方向律师保证，与法院协商，被告人认罪可得到从轻处罚，其主要方式是控方与律师在庭外达成妥协。

但“李庄事件”中的交易主体、交易方式、交易目的等，与上面描述迥然不同。其实，真正值得回味，令人瞩目的应当是抓捕本人之前，那个完全中国特色的“诉辩交易”。

早在我被抓当天，交易就已开始，且这种交易贯穿于“李庄事件”的不同诉讼阶段。

从被抓现场，与警方争辩，警方就告诫：端正态度，可从轻处理。押往重庆之后，专案组连夜审讯：大三长（市公检法领导）已经开会拍了板，必须定你罪！……就凭你这态度！不把你送进监狱，我警察就不干了！……强大的国家机器开动起来，可以将任何人碾的粉身碎骨……你记住，在中国，没有警察做不了的笔录……但只要态度老实，也可以从轻处理……”。

一审开庭前，高子程、陈有西律师第一次会见我，高就转达了法庭的交易条件：只要态度好点，认个错，配合庭审，可以建议北京司法机关内部处理，免于刑罚。我当即让高律师转告法庭：我不但无错，而且有功，往大了说，为法制进步，往小了说，提醒他们，以后刑讯逼供悠着点，不要把人家打出外伤。这些话，在接受中青报采访时对记者说过，“奇文”发表后，对专案组说过；在法庭上也说过。由于拒不认错，“诉辩交易”失败，才有了一审时的“咆哮公堂”。

二、认罪真相

2010年1月8日宣判后，回到看守所，我一气呵成了近万字的《上诉书》,对一审判决逐字逐句地进行了驳斥，当时愤怒之情皆化作文字烙印在纸上。

2010年1月17日是个星期日，一审审判长来到看守所，催促递交上诉状，我说，最后一天的期限不是18号吗？你们明天再来吧。但看守所领导在一旁帮腔：人家大老远来了，今天就给他吧。审判长也恳请，既然都写好了，现在就交了吧。审判长还给了我两盒重庆最贵的“天子”香烟，犹豫之后，我交了《上诉书》。

由于与世隔绝，高度封闭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，一切只能凭我一个人去分析、判断、决定。回到监室，我考虑了很多：

1、按目前重庆速度，肯定一周之内书面审理，即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，最迟超不过10天；

2、要紧的是，被抓当天，我将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和两部手机（诺基亚、酷派），藏在了龚刚模妻子程琪就医的北京振国肿瘤医院，三楼330病房卫生间水盆下面，它们可是我无罪的铁证啊；

当时的程琪，乳腺癌晚期，术后已扩散到肝，我清楚记得，抓我之后，进入电梯前，听到她一声惨叫：你们这是干什么啊！难道录像被发现、发生争抢？程琪生死未卜，录像设备是否被发现？影音资料是否已复制？是否已经送交有关领导和有关机关？

3、高子程会见时告诉我，他曾携公证处人员第一时间赶往医院，寻找程琪和录像，但人去楼空，程琪生死不明，去向不清，录像及设备无从查找。

4、假如继续像一审那样强烈对抗，最终结果无非是“大三长”早已书面审理好了的八个字“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”二审绝不会开庭，绝不会再给我一个揭露真相的舞台。也绝不会再上演证人不出、证据不出示的闹剧了。一定要打破他们既定的“八字方针”；

5、整个一审的司法程序完全乱了，所有机关和人员都不按套路出牌，都是为了急于完成一个既定任务。自己必须改变一审战术，这是唯一选择，一切应围绕着“尽快出去找到录像”而行，唯此，冤案不攻自破；

6、已递交的上诉书，坚决不撤回，另用“藏头诗”的形式再写一份认错的“检讨”，立此存照，出去可以凭此说明真相，也给自己、给案件一个负责任的交代。战争年代、反右、庐山会议、文革，不是有很多这样以退为进、低头认罪的例子吗；

7、“低头诈降”，能够极大地挽回法院一审中失去的面子，也能诱发二审开庭，法院定会公告天下：“李庄认罪了”，这样，既彰显抓捕律师无错，还可使我名誉扫地；又赢得舆论支持；

8、如二审开庭，肯定会弥补一审漏洞，马晓军及其他证人甚至都有可能出来，通过询问证人，还原事实真相，或许还能打动有关高层动了恻隐之心，起码宣判缓刑，（甚至无罪）尽快出去找到录像，是当务之急;

9、“低头诈降”，名誉肯定受损，但从长远看，尽快出去拿到录像是第一要务，否则，程琪死亡，录像将石沉大海；（半年后得知，程琪在我被抓后不久，即已离开人世，陪床女也下落不明）

10、最终，促使我痛下决心的动力是刑诉法46条：“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，重调查研究，不轻信口供。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”。是否认错与是否有错，是两个概念，先出去拿到录像再说。

以上，是我那几天围绕着录像，寝食难安思考的主要问题，也是我最终做出“诈降”决定的心理变化轨迹。

事不宜迟，一定要在二审书面维持原判之前行动，2009年1月22日，即着手写《检讨》——“藏头诗”，同时，向警方传递信号：愿意继续商谈一审开庭前法院提出的条件，“承认错误免于刑罚”。在交谈时尽量流露出二审不愿开庭，怕声誉受损的心态。

马上，这一消息引来警方高层浓厚兴趣，公安局一位主要负责人立即来到看守所，对不起，要为这位领导名字保密，因为，二季后，押送我去南川监狱当天，他来看我并为我送行，还带来一箱子熏肉让我吃，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他留下了眼泪，哽咽着说：李庄，是条汉子！陪同前来的监管总队领导为他递上了纸巾，甭管这位领导当时是出于同情还是惭愧，我答应过他，为他的名字保密。我觉得，我们应当对事不对人，他也是为了工作。

言归正传，他看了我写的大而空的“检讨”后说：你只写会见时受到监视怎么呵斥警察、如何大吵大闹、如何增强了被告人的对抗心理、如何造成不良影响……没有认罪啊，如果想尽快出去，认识要再深刻一些，把起诉指控的事实写上，另外，你上次写的《上诉书》太尖锐，要修改一下，语言再平和一些，如果我们相互配合，缓刑应当不是问题。

一不做二不休，改！时至2009年1月23日深夜，看守所、监管总队、公安局三级领导都在办公室等待，我回到监室重新修改，共计修改三次，来往于管教办公室和监室之间。

经反复修改，将《检讨》变为《悔过书》，再变为《悔罪书》，将“被限制人身自由以后……”变为“被刑事拘留、逮捕至一审判决……”，最后，又将起诉书指控的四起所谓犯罪事实，照葫芦画瓢抄在“藏头诗”第三条之中。但万变不离其宗，首尾第一个字不变。

最终定稿如下：